“新经济”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新经济是指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在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共同作用下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状态：即经济出现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且持续9年多，这为以往的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胀反向相关）所无法解释，因而被称为“新经济”。后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许多人开始在不同场合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新科技产业”或“科技板块”称为新经济，形成目前“新经济”的狭义概念。按照美国《商业周刊》的解释，所谓“新经济”就是一种面向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并上了台阶的经济，也是“市场十制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的经济。克林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新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特别是以现代高新技术经济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经济。无论广义还是狭义，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全球化都成为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内涵。
根据斯帝芬·谢波德的界定，新经济具有六大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新经济”特征也做了大致的描述。他说：“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否认近年来出现的情况同典型的战后商业周期有若干深刻的差异。不仅经济扩张达到了创纪录的长度，而且它已经做到比预期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新经济”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稳步、温和、适度地增长。
在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普遍陷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持续并较快地增长，其中不乏借鉴和启示之处。
启示之一：把投资和开发研究及成果的产业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美国“新经济”的一条重要经验。近年来，美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资本投入很多的国家，它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已达到了3000亿美元，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6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总和还要多。它仅用于信息产业的投资每年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年增长率超过了10％，在每年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已在40％以上。正是如此，虽然信息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不到10％，但所作的贡献超过了1／3，比美国钢铁、汽车、建筑三大支柱产业加在一起的贡献率还要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R＆D能力获得显著的提高，其经费投入1990年为125．43亿元，1998年为525．9亿元，8年增长4倍多。R＆D人员数量由1990年1080．9万人增加到1998年2091．4万人。科技成果数量增长较快，80年代我国每年获重大科技成果有1万项左右，进入90年代达3万项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也由原来的15％提高到近40％。虽然我国的R＆D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和美国相比差距较大。无论从投入经费、从业人员还是科技成果数量、科技贡献率来说差距明显。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方面差距就更大。我国经济要持续增长，必须在这方面引起高度重视。
启示之二：我国经济要发生质的变化，出现像美国那样的“新经济”现象，必须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改善宏观经济环境。美国的“新经济”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以货币政策为例，它是比较适当的。例如，1998年的三次降低利息率，1999年下半年以来五次提高利息率，都对美国经济持续并相对稳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每次利息率的调整幅度都不大，增减仅0．25％，因此不会引起国民经济较大的震动，但每次调整的时机都把握得比较好，从而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我国从1992年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经济的增长逐步靠市场配置资源来解决，国家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总的来看，我国经济是高增长的，但通胀也是很高的。1997年我国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既抑制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又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是十分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但是，由于近几年GDP的下滑态势超出人们的预料，人们开始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前景表示忧虑。这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只是暂时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但从一个中长期的幅度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很难最终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为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新经济”增长中为之提供的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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